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动力基于本地区经济链接，或者说东亚生产网络。与“雁阵模式”类似，东亚生产网络仍存在一定的梯度分工，只是这种分工已经具体到产品内或生产环节，即由日本等处于价值链高端的发达经济体提供核心零部件、原材料；中端位置的经济体提供其他重要中间产品；由处于价值链低端的经济体负责加工组装，并向美欧市场出口，进而形成新三角贸易结构。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东亚生产网络的区域分工形态基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市场开放环境，得到了各国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推动，更离不开跨国公司的跨国生产和经营，而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顺应了上述变迁，为东亚地区国际分工和联动发展提供了制度性支持。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发展不平衡、世界经济下行等因素对供应链、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造成了巨大影响，地区经济链接面临着调整甚至重构。
一、亚洲与外部经济链接更易受到冲击
近年来，全球价值链日益受到非经济因素影响。在国际层面，经济全球化正在走向低谷。多边贸易体制遭受质疑，部分功能甚至陷入瘫痪。与此同时，包括数字贸易在内的贸易新规则并未在全球层面达成共识，超级全球化逐渐转向“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市场开放红利正不断受到压缩。在国家层面，不少发达国家政府政策“泛安全化”越来越显著，政府越来越多地实施歧视性的产业政策，在贸易安排中设置安全条款，以安全为由对他国实施单边贸易制裁甚至“脱钩”，对基于市场化运作的产业链供应链造成了严重的人为干扰和影响。在企业层面，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决策从效率优先转向效率与韧性并重，跨国公司不再单纯地考虑成本—收益分析，而更多地从供应链韧性角度进行投资决策和布局，这对以效率著称的东亚生产网络影响尤为明显。亚洲开发银行的相关数据印证了上述情况，自2018年世界经济下行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供应链问题以来，2020年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下滑至70.7%，甚至低于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时71.4%的历史低点；而亚洲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下滑至2020年的65.7%，2020年亚洲内部区域价值链参与度达到68.9%，较2019年水平有所上升。这表明，尽管受到非经济因素影响，亚洲内部价值链仍表现出了足够韧性；而亚洲与外部世界的经济链接却未能有效克服非经济因素的冲击，其韧性不足。
二、亚洲经济仍然依赖外部市场最终需求
回顾历史，东亚经济体由于经济体量小或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而借助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不仅获得了重要的外国直接投资，还利用对外出口克服自身国内市场不足的限制，实现了规模经济和经济发展。客观来看，无论是以“雁阵模式”为基础的“三角贸易”，还是以东亚生产网络为基础的“新三角贸易”，最后都需要将最终产品出口至美欧发达国家才能实现所谓的生产—消费完整循环，即东亚经济缺少最终消费市场。亚洲开发银行对亚洲生产的出口产品进行分解发现，在考虑到中间产品的再加工和再出口后，美欧等传统发达国家市场最终需求占亚洲出口的46.4%，其他地区最终需求占24.7%，而亚洲地区的最终需求仅占该地区出口的28.9%。这说明，尽管亚洲内部贸易占比高达50%以上，但是其中约三分之二的贸易是中间品贸易，并不构成最终需求，亚洲经济仍然依赖外部市场的最终需求。同时，对外部市场最终需求的高度依赖也暗示了东亚生产网络的脆弱性，一旦发生类似于2008—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美欧市场需求下滑将会冲击亚洲的国际贸易和东亚生产网络。
三、部分经济体有待进一步融入东亚生产网络
全球价值链贸易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至关重要，正是价值链贸易的存在，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利用有限的资源通过嵌入产品生产过程的一个或几个环节，成为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国，而不必沦为原材料等资源类单一产品出口国。如果这些产品在最终组装前能够发生多次跨境贸易，那么这种复杂价值链贸易将更大程度地推动该国或地区的经贸发展。亚洲开发银行基于投入产出数据发现，2018年亚洲区域价值链参与度为48.9%，复杂区域价值链参与度为26.2%，同一时期RCEP成员国的区域价值链参与度为46.8%，复杂区域价值链参与度为15.8%。可见，无论从价值链贸易还是复杂价值链贸易水平角度看，RCEP成员国均低于亚洲平均水平，显示了RCEP成员国复杂的多样性，特别是部分成员国有待进一步深度参与东亚生产网络。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可以发现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等RCEP经济体的复杂价值链参与度均高于亚洲平均水平，这些经济体也是长期参与电子、光学仪器、交通设备等典型价值链贸易的国家，其生产的中间产品在区域内多次跨境贸易，有利于经济体更好地从贸易中受益。老挝、印度尼西亚、泰国等经济体复杂价值链参与度低于亚洲平均水平，表明这些经济体还未充分参与东亚生产网络的国际分工，还可以进一步参与并利用复杂价值链实现经济发展。（文章节选于《当代世界》2022年第12期《RCEP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